接诉即办——超大城市治理改革 ▏韩志明：诉-办关系的历史逻辑及其激励机制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2-03-17
2021年12月19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在“接诉即办——超大城市治理改革”论坛上做了题为“诉-办关系的历史逻辑及其激励机制”的精彩发言。
首先，韩志明教授指出，北京市拥有2200多万的人口，“接诉即办”2020年受理案件数量达到1100多万件，可见相当数量的市民都通过“接诉即办”来解决相关问题，有很高的参与性。从数据上看，案件多集中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业务，如疫情防控、公共服务、住房、交通、社会秩序、物业管理等，表明各级政府着力于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疑难杂症”，老百姓关心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北京的“接诉即办”经过持续的改革和升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显示了北京作为首都应有的高度、气质和形象。
接下来，韩志明教授梳理了“诉-办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容方面的“变”与“常”。他指出，“诉办关系”的“诉”与“办”说到底是民众提出诉求，政府去解决问题，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无讼/息讼的治理传统，现代政府则更多奉行主动为民服务的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诉办关系有着不同的形态，具体可归纳为“无诉不办”“有诉不办”“有诉难办”“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无诉也办）”等。相应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在隔膜/联结程度、疏远/紧密关系、冲突/吸纳水平、对立/信任关系等维度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从过去的“民不举，官不纠”到现在的“民不诉，官也究”，体现了政府为民众服务关系上的巨大进步。
随后，韩志明教授介绍了“诉办关系”的“变”与“常”。他指出，从“常”的方面说，“诉办关系”的本质是官民关系，核心是如何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事关民生，数量很大，还错综复杂，那么关键就是政府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去解决问题。“变”既是指政府从不作为到积极作为、从被动作为到主动作为的变化，也是指民众从不敢提要求到敢于提出要求的变化。在“接诉即办”的实践中，民众积极提出需要政府来解决的问题，政府努力去解决老百姓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与民众围绕解决问题而更加深度地关联起来，相互影响的程度更深了。
基于此，韩志明提出了一个理解“诉-办关系”的基本框架：即诉的主体是公民；办的主体是政府；诉办关系的媒介是社会问题。因此，诉办关系就是政府与民众围绕问题解决而建构起来的官民关系，问题解决就是诉办关系的逻辑主线。在“接诉即办”的实践关系中，社会治理会产生“激活-穿透-融合”效应，其中，激活是指激活了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也激活了政府内部潜藏的治理能力；穿透效应是指提高了社会的能见度、透明度和可治理性，也提高了政府的可见性、协同度和治理能力；融合效应是指问题联结了政府与民众，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推动了政府与民众多维度的交汇融合。
当今时代是生活政治崛起的时代，人民要求或生活小事驱动着政府治理，成为政治生活、政府管理、国家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核心关注点。社会中到处都存在的大量矛盾和纠纷，很多问题都需要政府出面才能解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提出广泛的要求，而党和政府又有积极的意愿和充分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才能够演绎出精彩的“接诉即办”改革。因此，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解决问题”“谁能解决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激励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对话时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那么现在似乎是，只有人民不断提出诉求，政府才不会松懈，才会更加勤政为民，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最后，韩志明教授也提出了以下思考：“接诉即办”究竟涉及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行政问题？技术问题？权利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另外，“把一切问题都交给政府去解决是不是合理的？”也是一个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接诉即办——超大城市治理改革 ▏韩志明：诉-办关系的历史逻辑及其激励机制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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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9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韩志明教授在“接诉即办——超大城市治理改革”论坛上做了题为“诉-办关系的历史逻辑及其激励机制”的精彩发言。
首先，韩志明教授指出，北京市拥有2200多万的人口，“接诉即办”2020年受理案件数量达到1100多万件，可见相当数量的市民都通过“接诉即办”来解决相关问题，有很高的参与性。从数据上看，案件多集中在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业务，如疫情防控、公共服务、住房、交通、社会秩序、物业管理等，表明各级政府着力于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疑难杂症”，老百姓关心的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北京的“接诉即办”经过持续的改革和升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显示了北京作为首都应有的高度、气质和形象。
接下来，韩志明教授梳理了“诉-办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容方面的“变”与“常”。他指出，“诉办关系”的“诉”与“办”说到底是民众提出诉求，政府去解决问题，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无讼/息讼的治理传统，现代政府则更多奉行主动为民服务的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诉办关系有着不同的形态，具体可归纳为“无诉不办”“有诉不办”“有诉难办”“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无诉也办）”等。相应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在隔膜/联结程度、疏远/紧密关系、冲突/吸纳水平、对立/信任关系等维度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从过去的“民不举，官不纠”到现在的“民不诉，官也究”，体现了政府为民众服务关系上的巨大进步。
随后，韩志明教授介绍了“诉办关系”的“变”与“常”。他指出，从“常”的方面说，“诉办关系”的本质是官民关系，核心是如何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事关民生，数量很大，还错综复杂，那么关键就是政府有没有意愿和能力去解决问题。“变”既是指政府从不作为到积极作为、从被动作为到主动作为的变化，也是指民众从不敢提要求到敢于提出要求的变化。在“接诉即办”的实践中，民众积极提出需要政府来解决的问题，政府努力去解决老百姓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与民众围绕解决问题而更加深度地关联起来，相互影响的程度更深了。
基于此，韩志明提出了一个理解“诉-办关系”的基本框架：即诉的主体是公民；办的主体是政府；诉办关系的媒介是社会问题。因此，诉办关系就是政府与民众围绕问题解决而建构起来的官民关系，问题解决就是诉办关系的逻辑主线。在“接诉即办”的实践关系中，社会治理会产生“激活-穿透-融合”效应，其中，激活是指激活了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也激活了政府内部潜藏的治理能力；穿透效应是指提高了社会的能见度、透明度和可治理性，也提高了政府的可见性、协同度和治理能力；融合效应是指问题联结了政府与民众，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推动了政府与民众多维度的交汇融合。
当今时代是生活政治崛起的时代，人民要求或生活小事驱动着政府治理，成为政治生活、政府管理、国家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核心关注点。社会中到处都存在的大量矛盾和纠纷，很多问题都需要政府出面才能解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提出广泛的要求，而党和政府又有积极的意愿和充分的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才能够演绎出精彩的“接诉即办”改革。因此，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解决问题”“谁能解决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激励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对话时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那么现在似乎是，只有人民不断提出诉求，政府才不会松懈，才会更加勤政为民，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
最后，韩志明教授也提出了以下思考：“接诉即办”究竟涉及什么问题？是政治问题？行政问题？技术问题？权利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另外，“把一切问题都交给政府去解决是不是合理的？”也是一个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