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大讲堂第1期精彩回顾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19-09-25
2019年9月22日，首都大讲堂第1期在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15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就教授结合现在全国各地对标一流城市建设的现实，从比较公2019年9月22日，首都大讲堂第1期在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15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就“新加坡治理奇迹”为主题进行讲座。于教授结合现在全国各地对标一流城市建设的现实，从比较公共管理和公共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用历史、制度和因果推论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新加坡治理模式的成就、经验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并与现场来宾展开讨论交流。
于教授首先对新加坡的概况及其政府运作的制度基础进行简要介绍。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集，资源禀赋不足，然而仅仅通过50多年的建设就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指标都名列前茅。新加坡政府在继承了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制的基础上对党政关系，三权关系，政府和社会间关系进行了本土化和革新。
于教授认为，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核心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治理文化的塑造。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获得了历史和国家发展叙事的话语权，塑造了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培养、实用为先、绩效驱动、精英治理、理性契约和高危机意识的国家治理文化。作为从建国以来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去意识形态化，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为基础，坚持“诚信、种族多元、绩优官僚、自我依赖”的核心价值观。
2、绩效驱动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和绩优官僚制（Meritocracy）。 为集中资源培育杰出人才，新加坡采取了极具竞争性的分流考试和人才培养体系，小学四年级开始启动“全国天才培养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挑选天才儿童进行重点培养。公共服务委员会选拔高中毕业生，经由国家奖学金计划送往欧美名校进行培养，学成之后履约进入政府部门，进入特设的高级管理项目，接受培训和选拔成为政府未来的领导者。即使在一般政府工作人员的招聘中，应聘者的毕业院校和学业考试成绩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社会从上到下发展出来的对专业主义和绩效官僚制推崇、信任和拥护，是新加坡奇迹的核心组成部分。
3.高薪养廉。为了吸引精英人才，与私营企业争夺人才和反腐，新加坡为公共服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和政治领导者提供了极具市场竞争力的薪金。这样的薪金，是新加坡政府为实现专业主义和绩优官僚制提供的重要制度支持条件之一。大多数人民群众对高级公务员和政治领导的高薪的支持是这一制度可以执行的民意基础。
4.执政党主导的社区自治。新加坡通过执政党下沉社区，动员党员、国会议员、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解决既要发挥社区活力又要避免公地悲剧和集体选择悖论的社区治理难题。新加坡的社区管理具有建管并重的特征，社区住房和基础设施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公共设施的管理维护由建屋发展局、环境发展部及市镇理事会共同承担。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维持种族和谐、社会稳定和降低人力成本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
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和社会是典型的学习型政府和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这一点密不可分。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学习先进经验的同时，中国需要更好的提升国别研究的质量。在进行国别研究时，需要考虑它的历史背景、地理时空、制度依赖等因素，注重实地调研和第一手资料的获取。看待一国经验，不能把橘子和苹果进行比较，特别要注意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更为重要的是看待一个治理模式和公共政策的政策效果，要放在长的时空范围内。新加坡从建国到现在还不到60年，新加坡模式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新加坡国家建设的设计师李光耀先生自己都曾表达自己对新加坡能不能存在100年的忧虑。新加坡模式的一系列核心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提供已开始出现最初制度设计和现实情况不匹配的状况，公共政策的延迟效应也开始出现。
从公共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理论，于教授指出高度强调专业化，高度强调结果导向的绩效合法性，强调快速发展和奇迹型增长的组织往往面临“竞争力核心刚性”的困境。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科技和产业结构即将面临革命性变革，黑天鹅和灰犀牛随时出现的情况下，对外界变化高度敏感和依赖小国过去成功的所有经验都可能会变成未来发展的诅咒。
在深入介绍和分析了新加坡历任领导人的治理理念和人民行动党领导集体产生机制之后，于教授指出新加坡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需要新加坡未来的领导集体具有高超的可以协调和平衡左右手互搏的战略领导力。于教授对新加坡第四代领导集体充满期许，新加坡没有历史负担，国土规模小，人口总数少，危机感一直很强，相信他们能像新加坡建国之父一样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讲座的最后，于教授和学员们围绕新加坡的专业主义和公众参与、新加坡社区管理经验、中国对标世界一流城市建设、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制度和战略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他指出尽管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艺术和人民生活质量等方方面面，新加坡优势已经不明显，甚至被中国超越。但是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思考和借鉴。首先，新加坡治理经验说明不盲从教条和对西方经验的迷信，以实用和证据导向为指导原则，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关怀，坚持四个自信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公共管理领域，进行高质量的比较政治经济和公共管理研究，培养能用国际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人才，不吹不黑，用实事求是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主导中国叙事的话语权。第三、新加坡的国际化和城市规划管理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技术层面的专业性是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借鉴和学习的。在需要大力提升中国公务员的理论、决策和专业技术水平的同时，新加坡在专业性和公民参与之间寻求的平衡术，也值得思考和借鉴。和高危
基
首都大讲堂第1期精彩回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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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2日，首都大讲堂第1期在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15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就教授结合现在全国各地对标一流城市建设的现实，从比较公2019年9月22日，首都大讲堂第1期在人民大学崇德西楼815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大讲堂邀请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就“新加坡治理奇迹”为主题进行讲座。于教授结合现在全国各地对标一流城市建设的现实，从比较公共管理和公共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用历史、制度和因果推论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新加坡治理模式的成就、经验和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并与现场来宾展开讨论交流。
于教授首先对新加坡的概况及其政府运作的制度基础进行简要介绍。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集，资源禀赋不足，然而仅仅通过50多年的建设就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指标都名列前茅。新加坡政府在继承了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制的基础上对党政关系，三权关系，政府和社会间关系进行了本土化和革新。
于教授认为，新加坡政府治理模式的核心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治理文化的塑造。新加坡政府成功地获得了历史和国家发展叙事的话语权，塑造了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培养、实用为先、绩效驱动、精英治理、理性契约和高危机意识的国家治理文化。作为从建国以来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去意识形态化，以结果为导向的产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为基础，坚持“诚信、种族多元、绩优官僚、自我依赖”的核心价值观。
2、绩效驱动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和绩优官僚制（Meritocracy）。 为集中资源培育杰出人才，新加坡采取了极具竞争性的分流考试和人才培养体系，小学四年级开始启动“全国天才培养计划”（Gifted Education Program），挑选天才儿童进行重点培养。公共服务委员会选拔高中毕业生，经由国家奖学金计划送往欧美名校进行培养，学成之后履约进入政府部门，进入特设的高级管理项目，接受培训和选拔成为政府未来的领导者。即使在一般政府工作人员的招聘中，应聘者的毕业院校和学业考试成绩都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社会从上到下发展出来的对专业主义和绩效官僚制推崇、信任和拥护，是新加坡奇迹的核心组成部分。
3.高薪养廉。为了吸引精英人才，与私营企业争夺人才和反腐，新加坡为公共服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和政治领导者提供了极具市场竞争力的薪金。这样的薪金，是新加坡政府为实现专业主义和绩优官僚制提供的重要制度支持条件之一。大多数人民群众对高级公务员和政治领导的高薪的支持是这一制度可以执行的民意基础。
4.执政党主导的社区自治。新加坡通过执政党下沉社区，动员党员、国会议员、社区志愿者参与社区治理，解决既要发挥社区活力又要避免公地悲剧和集体选择悖论的社区治理难题。新加坡的社区管理具有建管并重的特征，社区住房和基础设施由国家统一规划建设，公共设施的管理维护由建屋发展局、环境发展部及市镇理事会共同承担。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维持种族和谐、社会稳定和降低人力成本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
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政府和社会是典型的学习型政府和社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这一点密不可分。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学习先进经验的同时，中国需要更好的提升国别研究的质量。在进行国别研究时，需要考虑它的历史背景、地理时空、制度依赖等因素，注重实地调研和第一手资料的获取。看待一国经验，不能把橘子和苹果进行比较，特别要注意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更为重要的是看待一个治理模式和公共政策的政策效果，要放在长的时空范围内。新加坡从建国到现在还不到60年，新加坡模式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检验。新加坡国家建设的设计师李光耀先生自己都曾表达自己对新加坡能不能存在100年的忧虑。新加坡模式的一系列核心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提供已开始出现最初制度设计和现实情况不匹配的状况，公共政策的延迟效应也开始出现。
从公共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运用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理论，于教授指出高度强调专业化，高度强调结果导向的绩效合法性，强调快速发展和奇迹型增长的组织往往面临“竞争力核心刚性”的困境。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科技和产业结构即将面临革命性变革，黑天鹅和灰犀牛随时出现的情况下，对外界变化高度敏感和依赖小国过去成功的所有经验都可能会变成未来发展的诅咒。
在深入介绍和分析了新加坡历任领导人的治理理念和人民行动党领导集体产生机制之后，于教授指出新加坡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需要新加坡未来的领导集体具有高超的可以协调和平衡左右手互搏的战略领导力。于教授对新加坡第四代领导集体充满期许，新加坡没有历史负担，国土规模小，人口总数少，危机感一直很强，相信他们能像新加坡建国之父一样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讲座的最后，于教授和学员们围绕新加坡的专业主义和公众参与、新加坡社区管理经验、中国对标世界一流城市建设、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制度和战略选择等问题展开讨论交流。他指出尽管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艺术和人民生活质量等方方面面，新加坡优势已经不明显，甚至被中国超越。但是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国思考和借鉴。首先，新加坡治理经验说明不盲从教条和对西方经验的迷信，以实用和证据导向为指导原则，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培养既具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关怀，坚持四个自信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接班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公共管理领域，进行高质量的比较政治经济和公共管理研究，培养能用国际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讲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人才，不吹不黑，用实事求是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主导中国叙事的话语权。第三、新加坡的国际化和城市规划管理以及公共服务提供技术层面的专业性是值得中国地方政府借鉴和学习的。在需要大力提升中国公务员的理论、决策和专业技术水平的同时，新加坡在专业性和公民参与之间寻求的平衡术，也值得思考和借鉴。和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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