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品质驱动：首都治理新战略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18-12-10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首善之区，它的发展及其治理战略，同样受到这个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制约。我国的首都发展，过去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即曾走上了一条重生产、高投入、高消耗，以及高污染、铺摊子、上规模、轻监管的道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首都发展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做了重要的讲话，从此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治理战略发生了系统深刻的变化，它的定位、目标、战略和具体的成长管理办法或者措施，都发生了系统深刻的变化。而贯穿这样一种系统的、深刻的变化的逻辑是什么？
从新空间经济角度来看，它可以概括为首都地方品质驱动的发展逻辑。新世纪华盛顿、东京的发展情况，特别是21世纪城市从效率转向趋势，基本上等同于地方品质驱动的概念。地方品质指的是地方上、空间上不可贸易的消费品数量、多样性和质量。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是丰富多样高品质的消费环境；第二是令人愉快的社会交往的环境；第三是优美的实体环境，包括人工和自然环境，以及城乡地方风貌；第四是包括制度在内的高速便捷的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等等。
问题一：为什么说在新时代，北京的发展基本逻辑就是地方品质驱动的逻辑？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北京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作为全国最先进的城市，表现非常突出 。地方品质驱动有两个路径：第一是如何丰富或发展地方上不可贸易品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过去强调生产、忽视生活和生态，如何通过地方品质平衡生产、生活、生态的关系。第二是如何不断有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
（1）如何丰富或发展地方上不可贸易品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
现在是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生活在地球表面任何地方，当然是可以居住的地方，都可以越来越容易、越有效的获取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生产的可贸易消费品。这就是意味着在选择区位的时候，那些可贸易品的重要性大大下降。选在哪越来越取决于那些在空间中不可贸易品的可获得性，也就是地方品质。2004年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率先在全国提出要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十二大目标之一，在实施过程当中相对忽视了一些问题，北京的生产生活失衡非常严重。2014年左右北京城市病非常严重，非常尖锐，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等。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基于生产性服务，把全世界主要城市进行了排名，北京近些年一直排在全球十名之内。生活角度排名来看，根据美世咨询公司的排名，北京在中国大陆城市中排名最为靠前，但是在全球仅排在第101位，远低于由生产性服务决定的全球排位。新一轮北京《总规》提出了要建设富裕文明、安定和谐、充满活力的美丽家园的目标。
（2）如何提高新时代首都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
收入水平提高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北京总规中提出希望到203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上升到每人33万，这个目标偏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能力过剩，可以模仿引进的技术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驱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提出，北京要建设成为创新中心。什么东西支撑创新中心？总书记在2014年强调指出的创新驱动本质上就是人才驱动，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北京在新时代又提出，要建设国家一流的人才之都，这是一个重大部署。在2010年提出非常重要的理念，高端人才之都。高端人才上哪去？由什么因素决定的？高端人才当然生产率高，所以他的收入高，收入高就意味着需求层次比较高，意味着对各个不同层次需求品质高。人才的区位选择实际是由那个地方的地方品质所决定的。转型从效率向趋势型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北京要建设成为一个全球的中心城市，必须花大力气，提升地方品质。从去年开始北京特别的强调，要建设全球或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问题二：新时代北京的治理和发展，如何提高城市的地方品质？
从总书记讲话到中央有关文件，都提到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这是提高北京地方品质的基本。首先是要优化提升北京不可贸易的消费品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这一点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进行了部署，包括空间质量都做了很好的安排。其次是处理好首都的地方品质与其功能、规模、布局和制度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说从总书记2.26讲话，就是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所以总书记提出牛鼻子在于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北京要跳出去发展，建设两翼，即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问题三：怎么处理好北京市城市规模和地方品质的关系？
在这个方面，学者之间存在很大争议。有人提出北京市市域面积是东京都市圈的1.22倍，但是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500万，而北京2014年的人口仅2100多万，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北京根本不用控制人口，北京未来人口可以达到三千万到五千万。
那么，北京究竟需不需要控制人口？首先，从地理环境差异的角度进行对比。东京处于东京湾区域，向东走很快见海，向西走是郁郁葱葱的，再走一点300公里又是海。而北京向东走走到天津虽能见到海，但这个海是半封闭的湾，向西边走，大概100多公里则是沙漠，因而区域环境大为不同，北京的生态承载能力不如东京。东京圈几乎100%都是平原，北京有1.64万平方公里，其中1万平方公里是山地，海陆背景远不如东京。其次，东京圈水资源条件远远优于北京，北京是全世界资源极度稀缺的一个城市，东京相对来说人均水资源量，即使人口高度集中也是北京的2倍。进一步假设，将北京五环以内区域与东京的中心区相比（性质一样，大小基本一样，地形也都是平原），北京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比日本东京中心城多1200，在轨道交通配置不足的情况下，城市拥堵问题严重。
从城市比较的角度来说，为了提升地方品质，必须控制人口规模。因此，杨教授非常赞成将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本文系嘉宾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一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首都治理国际论坛”上的专题报告，由郭文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已经嘉宾本人审核）
地方品质驱动：首都治理新战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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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是一个国家的首善之区，它的发展及其治理战略，同样受到这个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制约。我国的首都发展，过去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即曾走上了一条重生产、高投入、高消耗，以及高污染、铺摊子、上规模、轻监管的道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首都发展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做了重要的讲话，从此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治理战略发生了系统深刻的变化，它的定位、目标、战略和具体的成长管理办法或者措施，都发生了系统深刻的变化。而贯穿这样一种系统的、深刻的变化的逻辑是什么？
从新空间经济角度来看，它可以概括为首都地方品质驱动的发展逻辑。新世纪华盛顿、东京的发展情况，特别是21世纪城市从效率转向趋势，基本上等同于地方品质驱动的概念。地方品质指的是地方上、空间上不可贸易的消费品数量、多样性和质量。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是丰富多样高品质的消费环境；第二是令人愉快的社会交往的环境；第三是优美的实体环境，包括人工和自然环境，以及城乡地方风貌；第四是包括制度在内的高速便捷的交通、数字基础设施等等。
问题一：为什么说在新时代，北京的发展基本逻辑就是地方品质驱动的逻辑？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北京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作为全国最先进的城市，表现非常突出 。地方品质驱动有两个路径：第一是如何丰富或发展地方上不可贸易品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过去强调生产、忽视生活和生态，如何通过地方品质平衡生产、生活、生态的关系。第二是如何不断有效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
（1）如何丰富或发展地方上不可贸易品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
现在是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生活在地球表面任何地方，当然是可以居住的地方，都可以越来越容易、越有效的获取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生产的可贸易消费品。这就是意味着在选择区位的时候，那些可贸易品的重要性大大下降。选在哪越来越取决于那些在空间中不可贸易品的可获得性，也就是地方品质。2004年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率先在全国提出要建设宜居城市，作为十二大目标之一，在实施过程当中相对忽视了一些问题，北京的生产生活失衡非常严重。2014年左右北京城市病非常严重，非常尖锐，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等。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研究小组基于生产性服务，把全世界主要城市进行了排名，北京近些年一直排在全球十名之内。生活角度排名来看，根据美世咨询公司的排名，北京在中国大陆城市中排名最为靠前，但是在全球仅排在第101位，远低于由生产性服务决定的全球排位。新一轮北京《总规》提出了要建设富裕文明、安定和谐、充满活力的美丽家园的目标。
（2）如何提高新时代首都百姓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
收入水平提高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北京总规中提出希望到2035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上升到每人33万，这个目标偏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能力过剩，可以模仿引进的技术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驱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提出，北京要建设成为创新中心。什么东西支撑创新中心？总书记在2014年强调指出的创新驱动本质上就是人才驱动，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北京在新时代又提出，要建设国家一流的人才之都，这是一个重大部署。在2010年提出非常重要的理念，高端人才之都。高端人才上哪去？由什么因素决定的？高端人才当然生产率高，所以他的收入高，收入高就意味着需求层次比较高，意味着对各个不同层次需求品质高。人才的区位选择实际是由那个地方的地方品质所决定的。转型从效率向趋势型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北京要建设成为一个全球的中心城市，必须花大力气，提升地方品质。从去年开始北京特别的强调，要建设全球或者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问题二：新时代北京的治理和发展，如何提高城市的地方品质？
从总书记讲话到中央有关文件，都提到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这是提高北京地方品质的基本。首先是要优化提升北京不可贸易的消费品的数量多样性和质量。这一点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进行了部署，包括空间质量都做了很好的安排。其次是处理好首都的地方品质与其功能、规模、布局和制度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说从总书记2.26讲话，就是要处理好这个关系，所以总书记提出牛鼻子在于非首都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北京要跳出去发展，建设两翼，即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新区。
问题三：怎么处理好北京市城市规模和地方品质的关系？
在这个方面，学者之间存在很大争议。有人提出北京市市域面积是东京都市圈的1.22倍，但是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500万，而北京2014年的人口仅2100多万，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北京根本不用控制人口，北京未来人口可以达到三千万到五千万。
那么，北京究竟需不需要控制人口？首先，从地理环境差异的角度进行对比。东京处于东京湾区域，向东走很快见海，向西走是郁郁葱葱的，再走一点300公里又是海。而北京向东走走到天津虽能见到海，但这个海是半封闭的湾，向西边走，大概100多公里则是沙漠，因而区域环境大为不同，北京的生态承载能力不如东京。东京圈几乎100%都是平原，北京有1.64万平方公里，其中1万平方公里是山地，海陆背景远不如东京。其次，东京圈水资源条件远远优于北京，北京是全世界资源极度稀缺的一个城市，东京相对来说人均水资源量，即使人口高度集中也是北京的2倍。进一步假设，将北京五环以内区域与东京的中心区相比（性质一样，大小基本一样，地形也都是平原），北京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比日本东京中心城多1200，在轨道交通配置不足的情况下，城市拥堵问题严重。
从城市比较的角度来说，为了提升地方品质，必须控制人口规模。因此，杨教授非常赞成将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本文系嘉宾10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一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首都治理国际论坛”上的专题报告，由郭文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已经嘉宾本人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