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文化论坛 | 杨立华：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任务

杨立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

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

2023年1月6日上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立华教授在“首都文化论坛（总第3期）——以文化界面创新推进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上做了题为《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任务》的精彩发言。杨教授指出，要将文明的要素纳入到整个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形成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以及文明社会科学，这是新时代整个社会科学家所面临的新任务。如果不能够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我们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建设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杨教授讲述了“二十大报告和政治与公共管理文明”。杨教授认为，二十大报告从领导、道路、发展形式、民主形式、精神文明形式、物质文明形式、人与自然关系形式、中国和世界关系形式、人类文明总体形态九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其中，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放在了九个本质要求的最后，表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更为总体的本质要求，也是最终的或总体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应该包括人类政治和公共管理文明新形态。这也为发展文明政治学和文明公共管理学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其次，杨教授阐述了“政治和公共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范式和文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杨教授回顾了有关“文明”的含义，提出了文明的五层次和八层次说，进而讨论了文明和政治与公共管理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文明为政治和公共管理提供了基础和环境；但另一方面，二者又互为因果，文化和文明会影响政治和公共管理，同时政治和公共管理的实践以及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在推动着文化和文明发展。而且，政治和公共管理的文明是人类整体文明当中最为重要的文明，尤其是在国际竞争中这种文明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从文明角度研究政治和公共管理学，但也需要解决“互为因果”的难题。

再次，杨教授论述了“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必要性”，比较了旧有研究与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在基本特点上的差异。首先，从与已有西方政治和公共管理学的整体对比来看：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是价值攸关的，而不是价值无涉的；强调文化或文明主观性的合理性，而不是全然强调客观性；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社会、组织和个体的），而不是完全的单一的普世性。其次，从与已有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对比来看：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强调文明基础性，而不是文明边缘化；强调文明中心性、主体性，而不是文明附属性；强调文明研究的学科性，而不是文明研究的非学科性。再次，从与西方中心论下的文明观对比来看：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强调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而不是西方主义；强调文明多样性、多中心，而不是文明西方中心论；强调各文明的合理性，而不是简化的文野之别；强调合作和交流，而不是冲突；强调人类整体利益，而不是西方利益；强调文明自觉、尊重和包容，而不是文明控制、压迫和殖民。

接着，杨教授提出了“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沉浸式体验和研究、破坏性试验或破坏性自然试验、缺失性实验（他自己开发和发展的方法）、反事实设想式研究、比较研究等。除此之外，他认为，情景研究、文明基因研究、文明独特现象研究、文明考古研究、历史研究、行为分析、话语研究、符号研究、文化与文学研究、批判性研究、诠释性研究、社会调查或田野研究、日常行为研究、不依赖推理和因果律的直觉研究等，也都可以是有效或补充的方法。还有数学的方法，包括递归的方法、联立方程和工具变量的方法、自回归的方法等。总体上，建设文明社会科学、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要提倡大科学研究方法、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要打破学科界限，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聚焦特定的问题进行跨学科、交叉学科和无学科的研究。

最后，杨教授讨论了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三大主要任务，包括发展系统的文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重估现有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重建新型全球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进而，杨教授提出了六大注意事项：第一，必须时刻坚持人民和人类利益的最基本出发点和最大原则；第二，必须时刻坚持高度的科学精神；第三，必须坚持多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和共同发展；第四，必须坚持高度的文明自觉意识；第五，必须反对文化和文明的简单复古；第六，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合理性的一面，必须吸收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

（本文系嘉宾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都文化论坛（总第3期）——以文化界面创新推进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