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丨于文轩：奔跑的大象——超大城市敏捷治理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1-10-26
2021年9月29日下午，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奔跑的大象：超大城市敏捷治理》的精彩发言。
文/于文轩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首先，于教授指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披露的数据我国目前有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了新阶段。当前对特大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被城市经济学家主导，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大，而是城市不够大。他们认为治疗中国城市病的药方是要城市更大，城市越大整个好处。
于教授指出城市经济学家也承认特大城市的发展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行政管理学者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整个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大城市管理的基础之上的。于教授回顾了美国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时期的城市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的诞生，指出公共管理学的起点就是城市管理学。整个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旨趣就是如何让管理城市的大象般的饱受批评的政府高校起来。
于教授引用公共管理学中的著名文献，Galloping Elephants: Developing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Rainey & Steinbauer，1999年），指出公共管理学者根据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出一个高效政府决定因素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是在公共管理思想和常态行政管理活动的框架下发展出来的。
特大城市的发展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特别是这次全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使得全世界的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在进行反思。进来欧洲的公共管理学者将软件工程中的敏捷软件开发的模式（Agility）引入公共管理，试图发展出一个新的政府管理的模式。
敏捷治理的思路是2018年《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杂志引入公共管理学界的。当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软件开发和政府软件项目管理。敏捷软件开发思路来源于2001年，敏捷软件发展宣言（Manifesto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该宣言提出敏捷软件开发的思想，强调以一种灵活、易变、适应性强的方法来进行软件的快速迭代升级，满足外界快速发展的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
传统的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的瀑布（Water Fall）模式正在被淘汰，新的敏捷性开发（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思路越来越多的被采用，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和工具；2.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3.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4.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敏捷软件开发有12大原则：1.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及早交付有价值的软件使客户满意；2.欣然面对需求变化，即使在开发后期也一样。为了客户的竞争优势，敏捷过程掌握变化；3.经常的交付可工作的软件，相隔几星期或一两个月，倾向于采取较短的周期；4.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必须相互合作，项目中的每一天都不例外；5.激发个体的斗志，以他们为核心搭建项目。提供所需的环境和支援，辅以信任，从而达成目标；6.不论团队内外，传递信息效果最好、效率也最高的方式是面对面的交谈；7.可工作的软件是进度的首要度量标准；8.敏结过程倡导可持续开发，责任人、开发人员和用户要能够共同维持其步调稳定延续；9.坚持不断地追求技术卓越和良好设计，敏捷能力由此增强；10. 以简洁为本，它是极力减少不必要工作量的艺术；11.最好的架构、需求和设计出自自组织团队；12.团队定期地反思如何能提高成效，并依此调整自身的举止表现。
于教授通过敏捷软件开发思想的解读提炼出敏捷治理的10大要素：1.维持稳定性的同时又可以保持组织灵活的双属性组织的建立，集权的同时进行分权；2.快速动员利益相关方合作的能力；3.跨部门合作；4.自我组织的能力和组织的养成；5.复杂性的分解；6.灵活的基础设施；7.拥抱变化；8.充分沟通；9.信息的开放与共享；10.容错的组织学习。
最后，于教授谈到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拥抱敏捷性治理的思路，比如：北京的“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最后于教授以正在进行的厦门抗疫为案例，分析了敏捷性治理要素是如何体现在厦门抗疫过程中并取得成效的。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遇中卓）
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丨于文轩：奔跑的大象——超大城市敏捷治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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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9日下午，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奔跑的大象：超大城市敏捷治理》的精彩发言。
文/于文轩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首先，于教授指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披露的数据我国目前有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入到了新阶段。当前对特大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被城市经济学家主导，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不是因为城市大，而是城市不够大。他们认为治疗中国城市病的药方是要城市更大，城市越大整个好处。
于教授指出城市经济学家也承认特大城市的发展会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行政管理学者在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整个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大城市管理的基础之上的。于教授回顾了美国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时期的城市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的诞生，指出公共管理学的起点就是城市管理学。整个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旨趣就是如何让管理城市的大象般的饱受批评的政府高校起来。
于教授引用公共管理学中的著名文献，Galloping Elephants: Developing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Effective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Rainey & Steinbauer，1999年），指出公共管理学者根据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出一个高效政府决定因素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是在公共管理思想和常态行政管理活动的框架下发展出来的。
特大城市的发展和风险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特别是这次全世界范围的新冠疫情，使得全世界的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在进行反思。进来欧洲的公共管理学者将软件工程中的敏捷软件开发的模式（Agility）引入公共管理，试图发展出一个新的政府管理的模式。
敏捷治理的思路是2018年《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杂志引入公共管理学界的。当时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政府软件开发和政府软件项目管理。敏捷软件开发思路来源于2001年，敏捷软件发展宣言（Manifesto for 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该宣言提出敏捷软件开发的思想，强调以一种灵活、易变、适应性强的方法来进行软件的快速迭代升级，满足外界快速发展的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
传统的软件开发和项目管理的瀑布（Water Fall）模式正在被淘汰，新的敏捷性开发（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思路越来越多的被采用，它有以下几个特点：1.个体和互动高于流程和工具；2.工作的软件高于详尽的文档；3.客户合作高于合同谈判；4.响应变化高于遵循计划。敏捷软件开发有12大原则：1.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及早交付有价值的软件使客户满意；2.欣然面对需求变化，即使在开发后期也一样。为了客户的竞争优势，敏捷过程掌握变化；3.经常的交付可工作的软件，相隔几星期或一两个月，倾向于采取较短的周期；4.业务人员和开发人员必须相互合作，项目中的每一天都不例外；5.激发个体的斗志，以他们为核心搭建项目。提供所需的环境和支援，辅以信任，从而达成目标；6.不论团队内外，传递信息效果最好、效率也最高的方式是面对面的交谈；7.可工作的软件是进度的首要度量标准；8.敏结过程倡导可持续开发，责任人、开发人员和用户要能够共同维持其步调稳定延续；9.坚持不断地追求技术卓越和良好设计，敏捷能力由此增强；10. 以简洁为本，它是极力减少不必要工作量的艺术；11.最好的架构、需求和设计出自自组织团队；12.团队定期地反思如何能提高成效，并依此调整自身的举止表现。
于教授通过敏捷软件开发思想的解读提炼出敏捷治理的10大要素：1.维持稳定性的同时又可以保持组织灵活的双属性组织的建立，集权的同时进行分权；2.快速动员利益相关方合作的能力；3.跨部门合作；4.自我组织的能力和组织的养成；5.复杂性的分解；6.灵活的基础设施；7.拥抱变化；8.充分沟通；9.信息的开放与共享；10.容错的组织学习。
最后，于教授谈到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拥抱敏捷性治理的思路，比如：北京的“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最后于教授以正在进行的厦门抗疫为案例，分析了敏捷性治理要素是如何体现在厦门抗疫过程中并取得成效的。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遇中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