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丨臧雷振：政府效能和政府规模之间的隐性张力——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021年9月29日下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臧雷振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政府效能和政府规模之间的隐性张力——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的精彩发言。

文/臧雷振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首先，臧雷振教授介绍了研究问题的提出。已有研究中广泛关注了政府规模与政府效能，例如：公共组织规模扩张冲动——瓦格纳定律，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为政府的各类政策或规制干预提供了扩张的机会。相应的，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的效能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也有提升。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悖论的产生。一方面，应用扁平式组织结构的小规模政府具有较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但是可能面临人力资源紧缺的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有着规模效应和充足人力资源的大政府，往往会面临延长的纵向层级结构，导致机械式的科层化或官僚作风，反而降低了政府效能。这样就产生了政府规模与效能的二元悖论。

在此基础上，如果引入腐败这个新变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政府的规模、效能与腐败三者之间存在隐秘的影响链条。一方面，政府效能的提升会显著抑制政府部门腐败，增强政府的腐败控制力。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规模扩张会抑制政府效能，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腐败控制。这样导致在考察不同时期的政府规模和效能的时候会存在一个时间维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不同的时期，政府规模、政府效能和腐败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敏感度。要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政府规模扩张带来的影响，同时增加它的正面效应，构成的臧雷振教授思考的核心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臧教授展开了他的文献评述。首先，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文献讨论政府规模及其溢出效应，政府效能以及影响政府效能提升相关的因素与变量。其次，在政府规模和效应对于腐败这种双重约束挑战的时候，一方面规模对效应和腐败存在多个层面的非常直接的影响路径。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规模也会通过政府效能为中介，对于腐败控制产生一种间接式的影响。

进一步，臧雷振教授建立了两个模型，效应模型用于讨论政府规模对腐败控制的直接影响，中介效应模型应用基于非参数识别的平均因果中介效应（ACME）方法，来讨论政府规模通过政府效能对腐败控制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的数据来自“政府治理质量数据库”中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在变量的选取中不仅参考了现有的文献，还在机器学习方法之上通过贝叶斯准则进行了控制变量的选取参考，最终选择了20个控制变量，并进行了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以确保模型中回归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接下来，臧雷振教授汇报了研究的结论。首先，政府规模对效能和腐败控制所具有的倒U型效应。其次，政府规模扩张后的边际效应呈递减特征。再次，政府规模对政府效能的拐点到来要早于其对腐败控制的拐点，此时，虽然政府效能会对腐败控制具有显著正效应，但效应会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张而逐渐式微。最后，给出最优的政府规模标准化系数区间。

臧雷振教授认为在方法上，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和贝叶斯信息准则，通过随机森林高效率地实现控制变量选取和确定，为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和分析的变量选取提供了新视角，提升了社会科学研究效率，避免变量选取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在理论意义上，研究丰富了已有关于组织规模、政府规模或大政府、小政府的相关讨论，为此议题提供了实证数据参考。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遇中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