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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 ▏韩志明:解读规模基因的密码——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1-10-26

2021年9月29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韩志明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解读规模基因的密码——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的精彩发言。

文/韩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首先,韩志明教授从历史的视角,对中西方国家对于规模问题的价值偏好进行了比较。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延续着“小国寡民”的秩序偏好。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曾认为,适度的治理规模应该是要小一点,“小国寡民”才是合乎民主理想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东方大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都很大,既有着源远流长的“大一统”传统,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兴衰治乱循环,这里面就不同程度地包含了规模的问题。“大一统”政治所内涵的“广土众民”的思想,表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是接受和欢迎大规模的。这些历史传统应该是探讨现代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规模问题的精神基因。

其次,韩志明教授描述了中国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状况。经过40余年的持续城市化,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超过14亿的人口,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但也会出现很多困难。14亿人口每天的消耗等,就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强调,管理好这么大的国家,挑战很多,很不容易。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3%,有9亿多人生活在城市当中。城市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经济最发达的15个城市,有2亿多的人口,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近三分之一。人口的聚集促成了超大规模城市的出现,形成了超大规模城市的规模意象,比如广阔的城市建成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庞大的常住人口数量、复杂的社会分化等,随之而来的是烦琐复杂的公共事务,比如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和公共服务短缺等。

在这个基础上,韩志明教授提出了“王熙凤命题”,也就是“大有大的难处”。韩教授就超大城市的“大的难处”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大规模的人口导致了各种各样总量极大的需求,比如上海超35%的老龄化率使养老的压力极大;第二,资源要素的密集及其紧张状况,带来了各种统筹协调方面的困难,比如最近发生的限电问题;第三,社会的多样性产生更多差异和对立,要素之间的连接点越多,摩擦和纠纷也随之增加;第四,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提高了政府治理的压力,而中国独特的家长主义治理传统更导致持续扩大治理边界。总而言之,伴随着城市的规模或体量愈加庞大,要素的流动性和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规模因素已经嵌入到城市治理体系中去,构成了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基因。

最后,韩教授提出了治理密码的概念,认为这是破解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钥匙。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不能简单适用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原则。实际上,诸如未诉先办、主动服务和主动治理等改革实践,正好是“反老子命题”的。韩教授认为,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密码具体包括五个方面。首先是权威的密码,解决的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关键是需要单一的权威中心来进行统筹协调;其次是行动者密码,解决的是“由谁来治理”的问题,核心是多元主体的参与,但频繁密集的参与也会带来内卷化等问题;再次是制度的密码,解决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制度化能够实现城市治理的法治化,但日益繁密的制度也带来了严重的挤压感;接着是运行的密码,指向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在于提升治理的效率,核心是简单化、快捷化和便利化;最后是信息的密码,即积极应用信息技术,改进和优化城市治理的信息框架,搞清楚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实,提供良好的信息和知识支撑。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林晓健)


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报告发布 ▏韩志明:解读规模基因的密码——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2021年9月29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韩志明教授在“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解读规模基因的密码——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的精彩发言。

文/韩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

首先,韩志明教授从历史的视角,对中西方国家对于规模问题的价值偏好进行了比较。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传统中,一直延续着“小国寡民”的秩序偏好。许多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都曾认为,适度的治理规模应该是要小一点,“小国寡民”才是合乎民主理想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东方大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数量和领土面积都很大,既有着源远流长的“大一统”传统,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兴衰治乱循环,这里面就不同程度地包含了规模的问题。“大一统”政治所内涵的“广土众民”的思想,表明中国的国家治理传统是接受和欢迎大规模的。这些历史传统应该是探讨现代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规模问题的精神基因。

其次,韩志明教授描述了中国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状况。经过40余年的持续城市化,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超过14亿的人口,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但也会出现很多困难。14亿人口每天的消耗等,就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强调,管理好这么大的国家,挑战很多,很不容易。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3%,有9亿多人生活在城市当中。城市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经济最发达的15个城市,有2亿多的人口,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近三分之一。人口的聚集促成了超大规模城市的出现,形成了超大规模城市的规模意象,比如广阔的城市建成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庞大的常住人口数量、复杂的社会分化等,随之而来的是烦琐复杂的公共事务,比如交通拥堵、资源紧张和公共服务短缺等。

在这个基础上,韩志明教授提出了“王熙凤命题”,也就是“大有大的难处”。韩教授就超大城市的“大的难处”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大规模的人口导致了各种各样总量极大的需求,比如上海超35%的老龄化率使养老的压力极大;第二,资源要素的密集及其紧张状况,带来了各种统筹协调方面的困难,比如最近发生的限电问题;第三,社会的多样性产生更多差异和对立,要素之间的连接点越多,摩擦和纠纷也随之增加;第四,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提高了政府治理的压力,而中国独特的家长主义治理传统更导致持续扩大治理边界。总而言之,伴随着城市的规模或体量愈加庞大,要素的流动性和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规模因素已经嵌入到城市治理体系中去,构成了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基因。

最后,韩教授提出了治理密码的概念,认为这是破解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钥匙。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不能简单适用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原则。实际上,诸如未诉先办、主动服务和主动治理等改革实践,正好是“反老子命题”的。韩教授认为,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密码具体包括五个方面。首先是权威的密码,解决的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关键是需要单一的权威中心来进行统筹协调;其次是行动者密码,解决的是“由谁来治理”的问题,核心是多元主体的参与,但频繁密集的参与也会带来内卷化等问题;再次是制度的密码,解决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制度化能够实现城市治理的法治化,但日益繁密的制度也带来了严重的挤压感;接着是运行的密码,指向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在于提升治理的效率,核心是简单化、快捷化和便利化;最后是信息的密码,即积极应用信息技术,改进和优化城市治理的信息框架,搞清楚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实,提供良好的信息和知识支撑。

(本文系嘉宾9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八届首都治理论坛——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文稿整理:林晓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