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 | 宋雄伟：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城市治理观：基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分析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2-06-06
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宋雄伟教授
2022年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宋雄伟教授在“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城市治理观：基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分析》的精彩发言。
首先，宋教授介绍了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他指出，历史政治学有三论：作为本体论的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在认识一个政治现象的时候，观察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的时候，单纯的宏大叙事、单纯的制度解释，乃至于某一个历史节点的理论创造，有可能是存在偏差的，而历史政治学引入了长时间的历史要素。作为认识论的历史政治学，是指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作为方法论的历史政治学，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的分析、案例研究、历史文本的分析、内容分析等。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此种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以及政治怎样发挥出此种重要性，是一个从理论上需要认识和回答的问题。接着，宋教授梳理了政治作用于国家治理的多样化形式，包括政治集中、权利开放、制度包容和分利集团等。
其次，宋教授介绍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背景和主要内容。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凝结了全党智慧的历史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宋教授系统性地回答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之于中国城市治理观的影响。第一，人类城市治理的命运共同体。1850年之后，世界政治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崛起，资本主义国家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自由世界的秩序成为了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因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发生了变化。这个决议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之于世界的意义，是在世界政治的发展中产生的，一开始在思想资源上、组织资源上就是开放的，这和今天我们谈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进而影响到我们中国城市治理观，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城市治理的命运共同体”，城市治理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不是封闭的、不是保守的。
第二，政党的三大作风和城市治理问题。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政党的三大作风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观也是非常联系紧密的。理论联系实际讨论的是城市治理有效性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告诉在城市治理中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批评与自我批评揭示政党如何始终在城市治理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三，城市治理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就指出，在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放在中国的超大城市治理中，就是动员城市中的一切力量。无论是居委会的力量，志愿者的力量，还是个体力量，凡是能够动员的力量都要动员。
第四，城市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可以“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保证了“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在一个超大规模城市，没有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等民主原初形式，就没有社会活力；没有社会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同样，在一个空前复杂的超大城市，没有决策权威，也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城市治理局面。
第五，城市治理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是政治体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不可或缺的要素，作为一种由观念、价值、战略等内容组成的逻辑体系，它既能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提供精神引领，又能为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还能为行动者和制度之间的契合性提供无形的纽带，因此思想是渗透在政治体制中的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深厚绵长的要素。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告诉我们，城市治理中要避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坚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工作方法。
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 | 宋雄伟：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城市治理观：基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分析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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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宋雄伟教授
2022年5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宋雄伟教授在“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国城市治理观：基于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分析》的精彩发言。
首先，宋教授介绍了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他指出，历史政治学有三论：作为本体论的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在认识一个政治现象的时候，观察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活动的时候，单纯的宏大叙事、单纯的制度解释，乃至于某一个历史节点的理论创造，有可能是存在偏差的，而历史政治学引入了长时间的历史要素。作为认识论的历史政治学，是指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作为方法论的历史政治学，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的分析、案例研究、历史文本的分析、内容分析等。政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此种重要性到底是什么以及政治怎样发挥出此种重要性，是一个从理论上需要认识和回答的问题。接着，宋教授梳理了政治作用于国家治理的多样化形式，包括政治集中、权利开放、制度包容和分利集团等。
其次，宋教授介绍了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背景和主要内容。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凝结了全党智慧的历史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宋教授系统性地回答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之于中国城市治理观的影响。第一，人类城市治理的命运共同体。1850年之后，世界政治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崛起，资本主义国家快速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自由世界的秩序成为了资本主义主导世界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因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发生了变化。这个决议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开放的，中国共产党之于世界的意义，是在世界政治的发展中产生的，一开始在思想资源上、组织资源上就是开放的，这和今天我们谈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进而影响到我们中国城市治理观，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人类城市治理的命运共同体”，城市治理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不是封闭的、不是保守的。
第二，政党的三大作风和城市治理问题。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政党的三大作风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治理观也是非常联系紧密的。理论联系实际讨论的是城市治理有效性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告诉在城市治理中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批评与自我批评揭示政党如何始终在城市治理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三，城市治理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党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时就指出，在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放在中国的超大城市治理中，就是动员城市中的一切力量。无论是居委会的力量，志愿者的力量，还是个体力量，凡是能够动员的力量都要动员。
第四，城市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可以“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保证了“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在一个超大规模城市，没有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等民主原初形式，就没有社会活力；没有社会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同样，在一个空前复杂的超大城市，没有决策权威，也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城市治理局面。
第五，城市治理中的“实事求是”。思想是政治体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不可或缺的要素，作为一种由观念、价值、战略等内容组成的逻辑体系，它既能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提供精神引领，又能为制度的正当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还能为行动者和制度之间的契合性提供无形的纽带，因此思想是渗透在政治体制中的塑造政治体制能力的深厚绵长的要素。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告诉我们，城市治理中要避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坚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正确工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