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 ▏孙柏瑛：超大城市有韧性的社区建设再理解
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2-05-30
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2022年5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柏瑛教授在“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超大城市有韧性的社区建设再理解》的精彩发言。
首先，孙教授提出大城市快速迅猛发展，使得城市面对着多重风险的挑战。城市的复杂性及其遭遇的重大突发性风险给城市治理带来了重大影响，危机情境下让城市的脆弱性特征更加凸显出来。城市脆弱性是城市对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扰动所产生风险具备的抵抗水准与能力，集中体现了其中三大特征：一是城市空间结构风险。大城市人口众多，造成人口和产业聚集、密集，城市人的流动性强，这导致城市空间上的密度很高；二是城市资源调配风险，城市资源枯竭及其生态环境状况给城市可持续的资源供给能力带来很大挑战；三是城市组织动员风险。表现为城市生活的个体与群体存在着原子化、离散化、异质性、脱域性及去组织化形态，对城市多元行动主体集体行动和共同体治理的形成机制是一个考验。
基于对城市脆弱性内涵的理解，孙教授指出，对有韧性的社区治理建设的取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社区基础设施的水平及其建设、更新能力；二是维持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持续供应机制与能力；三是嵌入城市社区的资源配置与技术援助与救助能力；四是提升社区组织化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非常态下社区秩序的建构与应对能力。据此，孙教授说明城市脆弱性折射到城市社区治理，且在危机状态下社区治理面对的巨大挑战，因而，必须关注有韧性社区建设如何能够回应城市脆弱性风险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
孙教授对韧性社区的内涵及其概念演化过程进行了解读与分析。首先，从韧性概念发源的工程意义上视角是指系统受到扰动后，韧性强调反弹，追求恢复既有平衡状态，保持稳定的秩序，强调刚性的秩序。其次，在生态意义上，韧性的内涵是指系统在受到自然或人为的扰动后，居于系统中的社会人群可以通过学习，不仅努力达到秩序恢复到平衡，而且可以创建、创造、发展出新的平衡秩序，它超越了工程意义上的思考，强调社会人在韧性建设的主动与能动价值。而在生态意义上，韧性建设更加注重系统中人的互动及其有机互动，强调韧性包含着社会群体的共同体组合，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及其合作机制有机的发展，更加认同社区韧性建构和发展考虑以人为中心的考量，推进人与人互动过程，建立基于社会网络化人际粘连度的共同体动态演进，在演进意义上将韧性看作是社会系统对外部压力所采取的一种开放、适应与改变能力。
进一步，孙教授认为在社区韧性建设中应关注三个关键因素。第一，社区本身的物理、空间禀赋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第二，社区的社会资本状态与社会资本的运行能力，建立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信任、互惠，促进城市社区政社关系结构、社区共同体与自组织的形成，即在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的驱动下，社区通过自组织能力建设，在面对危机情境，能够使用复合政策工具，有效化解危机困境。第三，通过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让数字化和智慧化技术运用于城市社区治理。
最后，孙柏瑛教授提出了建设我国有韧性社区的三条建议：第一，打造有韧性的社区共同体。孙教授指出党建引领非常重要，但居于核心地位的党建引领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包办代替一切管理事务，党要发挥其领导优势，撬动各种社会资本力量，去助推和引领各种社会力量成长。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责任感，赋权赋能于基层；第二，提升社区的自组织能力。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和促进，形成政社间的有效互动，加强社区营造与认同、信任塑造，强化居民在有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增进交往沟通和信任形成；第三，努力开展行动研究与行动学习。通过以风险治理为中心社区治理议题切入，以共同学习和反思过程为平台，增强居民对风险问题的共同感知；加强多元主体的互动与互嵌，社区共同体的有机体建构，以公共价值为核心，建立主体间的合作发展，使得网格化管理进一步走向网格化治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不断实现信息共享、问题研判、快速回应与问题解决机制。
（本文系嘉宾5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
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 ▏孙柏瑛：超大城市有韧性的社区建设再理解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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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柏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2022年5月21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柏瑛教授在“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做了题为《超大城市有韧性的社区建设再理解》的精彩发言。
首先，孙教授提出大城市快速迅猛发展，使得城市面对着多重风险的挑战。城市的复杂性及其遭遇的重大突发性风险给城市治理带来了重大影响，危机情境下让城市的脆弱性特征更加凸显出来。城市脆弱性是城市对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扰动所产生风险具备的抵抗水准与能力，集中体现了其中三大特征：一是城市空间结构风险。大城市人口众多，造成人口和产业聚集、密集，城市人的流动性强，这导致城市空间上的密度很高；二是城市资源调配风险，城市资源枯竭及其生态环境状况给城市可持续的资源供给能力带来很大挑战；三是城市组织动员风险。表现为城市生活的个体与群体存在着原子化、离散化、异质性、脱域性及去组织化形态，对城市多元行动主体集体行动和共同体治理的形成机制是一个考验。
基于对城市脆弱性内涵的理解，孙教授指出，对有韧性的社区治理建设的取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社区基础设施的水平及其建设、更新能力；二是维持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持续供应机制与能力；三是嵌入城市社区的资源配置与技术援助与救助能力；四是提升社区组织化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非常态下社区秩序的建构与应对能力。据此，孙教授说明城市脆弱性折射到城市社区治理，且在危机状态下社区治理面对的巨大挑战，因而，必须关注有韧性社区建设如何能够回应城市脆弱性风险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
孙教授对韧性社区的内涵及其概念演化过程进行了解读与分析。首先，从韧性概念发源的工程意义上视角是指系统受到扰动后，韧性强调反弹，追求恢复既有平衡状态，保持稳定的秩序，强调刚性的秩序。其次，在生态意义上，韧性的内涵是指系统在受到自然或人为的扰动后，居于系统中的社会人群可以通过学习，不仅努力达到秩序恢复到平衡，而且可以创建、创造、发展出新的平衡秩序，它超越了工程意义上的思考，强调社会人在韧性建设的主动与能动价值。而在生态意义上，韧性建设更加注重系统中人的互动及其有机互动，强调韧性包含着社会群体的共同体组合，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及其合作机制有机的发展，更加认同社区韧性建构和发展考虑以人为中心的考量，推进人与人互动过程，建立基于社会网络化人际粘连度的共同体动态演进，在演进意义上将韧性看作是社会系统对外部压力所采取的一种开放、适应与改变能力。
进一步，孙教授认为在社区韧性建设中应关注三个关键因素。第一，社区本身的物理、空间禀赋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第二，社区的社会资本状态与社会资本的运行能力，建立社区共同体的认同、信任、互惠，促进城市社区政社关系结构、社区共同体与自组织的形成，即在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的驱动下，社区通过自组织能力建设，在面对危机情境，能够使用复合政策工具，有效化解危机困境。第三，通过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让数字化和智慧化技术运用于城市社区治理。
最后，孙柏瑛教授提出了建设我国有韧性社区的三条建议：第一，打造有韧性的社区共同体。孙教授指出党建引领非常重要，但居于核心地位的党建引领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包办代替一切管理事务，党要发挥其领导优势，撬动各种社会资本力量，去助推和引领各种社会力量成长。激发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责任感，赋权赋能于基层；第二，提升社区的自组织能力。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和促进，形成政社间的有效互动，加强社区营造与认同、信任塑造，强化居民在有韧性社区建设过程中增进交往沟通和信任形成；第三，努力开展行动研究与行动学习。通过以风险治理为中心社区治理议题切入，以共同学习和反思过程为平台，增强居民对风险问题的共同感知；加强多元主体的互动与互嵌，社区共同体的有机体建构，以公共价值为核心，建立主体间的合作发展，使得网格化管理进一步走向网格化治理；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不断实现信息共享、问题研判、快速回应与问题解决机制。
（本文系嘉宾5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第九届首都治理论坛——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创新”上的专题报告，根据嘉宾演讲内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