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人是城市的主体，防疫常态化下超大城市治理如何优化？
编辑：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0-05-19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城市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 超大城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强，一直都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线上直播论坛召开，与会学者对典型城市疫情防控进行了深入研讨，探索可持续超大城市治理之道，为当前形势下的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经验借鉴。
原文：《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
作者丨特约记者 刘慧慧
发挥城市先在优势
对于疫情防控，政府既需要全面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协调整合各种资源，也需要结合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应本地的防控策略。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中国超大城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条件，获得了良好的抗疫成果。
北京作为首都，一贯重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由此形成了双层治理界面和治理三角形模式。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教授解释说，双层治理界面是指北京形成了内部以领导小组为主的面向决策的界面，外部以新闻发布会为代表的面向公众的界面，并以此实现整体与分立相结合的疫情应对。治理三角形则是治理主体、治理任务和治理工具的有效匹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韩志明教授指出， 上海的优势在于其全国领先的医疗卫生水平和庞大而健全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为上海精细化抗疫奠定了基础：上海首先启用并扩展了被称为“小汤山”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业委会组建比率高达90%，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适合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制定详细防控方案，进行系统的分片包干。 深圳对危机的应对是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的，它是一线城市中地方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医疗资源相对紧张。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卫红教授认为，深圳能够经受疫情考验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以企业组织链接的社会，积极有为负责任的政府以及个体主体性的充分激发有助于实现有效管理。
如今，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其他国家和城市的疫情防控治理经验也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在主题发言中，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宋雄伟教授、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李国峰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娜拉副教授先后介绍了 伦敦“协作式”的疫情治理结构，新加坡精英主导、科学决策的抗疫战略，韩国首尔上至政府下至每个人的“有机统一的行政体系”，日本的一揽子体制和专门应对危机事件的BCP（业务持续计划）等。总的来说，每个国家都要寻找自己的防疫抗疫道路。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主任吴逊教授认为，政府按照政策能力框架，应该从提高分析能力（知识储备、数据收集、分析研判等）、运作能力（社区管理与居民配合、物资储备和调配、部门协作等）、政治能力（央地互信、公共卫生部门权力、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等）三个方面，通过抗疫活动把政策能力的短板逐渐补齐。
发展信息技术促进智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优势凸显，实时疫情地图、物资调配、基层服务、舆情治理等背后都有信息技术的支持。4月9日，国家公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成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着力点。
以上海、深圳举例来说， 韩志明教授指出，上海依托“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平台，摸排分析基层大数据，上线了“随申码”，采用绿黄红三色动态管理，助力精准防控，各项措施有条不紊，城市也基本上维持了比较正常的运行。深圳则以统一政务服务APP“i深圳”为主阵地，整合全市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与掌上办事的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疫情实时跟踪、密切接触者行程查询、网上办事等全方位、全流程服务。 可以说，信息技术在疫情期间对保障社会运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据《光明日报》统计，自复工以来，国内数字平台上有超过1000万家企业组织的2亿上班族在线开工，有大约5000万学生通过数字平台在线上课，全国有一半以上省份启用数字复工平台指导企业安全复工。 这些数字治理的成功实践基于强大的技术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在决策服务、管理监督、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协调配套。
以信息公开为例， 马卫红教授强调说，此次疫情中，正是因为深圳市政府及时公开了1月初发现的病例情况，才得以帮助医疗专家作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科学判断，由此更早地控制住了疫情传播。对此，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孟天广副教授强调，公开及时的信息发布和健康透明的信息流动有利于提升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减少非理性行为和抑制谣言的传播，同时利用自上而下的督查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可以促进信息机制发挥作用。 但另一方面，信息科技作为新兴科技仍然存在风险性、不确定性和双重用途，因此在其社会应用中，我们需要规定科技治理的基本伦理原则。信息化治理中的伦理规范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如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最近指出，要增进人的福祉、尊重人的自主性，必须实现公正、负责、透明性和公众参与。在信息化治理中，尊重和保护人的隐私、将知情同意作为伦理规范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北京日报》，5月11日）
从宏观层面来思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提出了 “整体智治”的构想。这一构想强调政府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主体之间有效协调。就如何系统推进“整体智治”，他提出了四条路径：建立完善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跨部门、跨主体的协作体系；探索更加精细的智治边界；加强政府部门实践者、技术专家、政策专家合作，优化智治参数；建立智治思维，促进智治和传统治理的融合。
多角度反思城市发展道路
疫情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渐恢复， 劫后重生的城市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理性反思。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治理之道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建设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意见。
从这次疫情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由此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如何考虑多元价值的冲突，如何处理政治与专业化的矛盾。
中美两个大国在文化上、制度上都有诸多差异，两国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成为比较研究的自然范本。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张杰教授将中美两国对待疫情防控的不同态度进行比较，认为疫情彰显了不同国家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即强调个体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制度与强调集体发展权利和个体自由权利有机平衡的制度之间的竞争。他认为，中国在疫情防控中最大的制度优势则在于人民的自觉性。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颜昌武教授以特朗普为什么要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为引子，引出了“例外状态”的概念，并追溯了融自由与力量于一体的行政国家的历史渊源，指出行政国家诞生于国家危机和非常状态之时。他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也即“例外状态”常态化下，人们面临自由与力量的两难选择，要致力于思考如何在享受健康保护的同时享受隐私保护，如何在彰显国家力量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
还有学者就疫情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具体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对疫情下的城市化模式进行了反思。 他指出，我国目前主流城市化模式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两轨并行。这种模式有三个反常规表现：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极大，2.6亿农民工成为候鸟，农业份额下降。今后城市化模式改革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以都市圈作为整个城市化的指导和在都市圈内实现城乡融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锁利铭教授则以泛珠三角区为例，指出 我国区域卫生防疫合作存在区域不均衡、水平不充分、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加强卫生防疫区域合作的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实现治理边界区域全覆盖；以经济连接为基础，实现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等区域功能整合和转型升级；形成大范围区域数据共享网络+小范围核心应急处置网络的多层嵌套结构；加强对府际网络的关联与耦合的研究。
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人活动的场所。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我们需回望历史，总结教训，直视当下，具体分析，展望未来，筹划发展。
社会科学报：人是城市的主体，防疫常态化下超大城市治理如何优化？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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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城市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 超大城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强，一直都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五届首都治理论坛线上直播论坛召开，与会学者对典型城市疫情防控进行了深入研讨，探索可持续超大城市治理之道，为当前形势下的城市治理提供重要经验借鉴。
原文：《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超大城市治理》
作者丨特约记者 刘慧慧
发挥城市先在优势
对于疫情防控，政府既需要全面动员社会多方力量，协调整合各种资源，也需要结合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应本地的防控策略。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个中国超大城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条件，获得了良好的抗疫成果。
北京作为首都，一贯重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由此形成了双层治理界面和治理三角形模式。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教授解释说，双层治理界面是指北京形成了内部以领导小组为主的面向决策的界面，外部以新闻发布会为代表的面向公众的界面，并以此实现整体与分立相结合的疫情应对。治理三角形则是治理主体、治理任务和治理工具的有效匹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韩志明教授指出， 上海的优势在于其全国领先的医疗卫生水平和庞大而健全的基层治理体系。这为上海精细化抗疫奠定了基础：上海首先启用并扩展了被称为“小汤山”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业委会组建比率高达90%，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适合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制定详细防控方案，进行系统的分片包干。 深圳对危机的应对是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的，它是一线城市中地方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医疗资源相对紧张。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卫红教授认为，深圳能够经受疫情考验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以企业组织链接的社会，积极有为负责任的政府以及个体主体性的充分激发有助于实现有效管理。
如今，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其他国家和城市的疫情防控治理经验也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在主题发言中，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部宋雄伟教授、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文轩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李国峰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娜拉副教授先后介绍了 伦敦“协作式”的疫情治理结构，新加坡精英主导、科学决策的抗疫战略，韩国首尔上至政府下至每个人的“有机统一的行政体系”，日本的一揽子体制和专门应对危机事件的BCP（业务持续计划）等。总的来说，每个国家都要寻找自己的防疫抗疫道路。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主任吴逊教授认为，政府按照政策能力框架，应该从提高分析能力（知识储备、数据收集、分析研判等）、运作能力（社区管理与居民配合、物资储备和调配、部门协作等）、政治能力（央地互信、公共卫生部门权力、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等）三个方面，通过抗疫活动把政策能力的短板逐渐补齐。
发展信息技术促进智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的优势凸显，实时疫情地图、物资调配、基层服务、舆情治理等背后都有信息技术的支持。4月9日，国家公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成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着力点。
以上海、深圳举例来说， 韩志明教授指出，上海依托“一网通管”“一网通办”平台，摸排分析基层大数据，上线了“随申码”，采用绿黄红三色动态管理，助力精准防控，各项措施有条不紊，城市也基本上维持了比较正常的运行。深圳则以统一政务服务APP“i深圳”为主阵地，整合全市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与掌上办事的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疫情实时跟踪、密切接触者行程查询、网上办事等全方位、全流程服务。 可以说，信息技术在疫情期间对保障社会运转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据《光明日报》统计，自复工以来，国内数字平台上有超过1000万家企业组织的2亿上班族在线开工，有大约5000万学生通过数字平台在线上课，全国有一半以上省份启用数字复工平台指导企业安全复工。 这些数字治理的成功实践基于强大的技术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在决策服务、管理监督、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协调配套。
以信息公开为例， 马卫红教授强调说，此次疫情中，正是因为深圳市政府及时公开了1月初发现的病例情况，才得以帮助医疗专家作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科学判断，由此更早地控制住了疫情传播。对此，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助理孟天广副教授强调，公开及时的信息发布和健康透明的信息流动有利于提升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减少非理性行为和抑制谣言的传播，同时利用自上而下的督查和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可以促进信息机制发挥作用。 但另一方面，信息科技作为新兴科技仍然存在风险性、不确定性和双重用途，因此在其社会应用中，我们需要规定科技治理的基本伦理原则。信息化治理中的伦理规范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如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最近指出，要增进人的福祉、尊重人的自主性，必须实现公正、负责、透明性和公众参与。在信息化治理中，尊重和保护人的隐私、将知情同意作为伦理规范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北京日报》，5月11日）
从宏观层面来思考，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提出了 “整体智治”的构想。这一构想强调政府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主体之间有效协调。就如何系统推进“整体智治”，他提出了四条路径：建立完善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跨部门、跨主体的协作体系；探索更加精细的智治边界；加强政府部门实践者、技术专家、政策专家合作，优化智治参数；建立智治思维，促进智治和传统治理的融合。
多角度反思城市发展道路
疫情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逐渐恢复， 劫后重生的城市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理性反思。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治理之道进行了思考，提出了建设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意见。
从这次疫情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开峰教授由此提出了三个问题：如何处理常态与非常态的关系，如何考虑多元价值的冲突，如何处理政治与专业化的矛盾。
中美两个大国在文化上、制度上都有诸多差异，两国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现成为比较研究的自然范本。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张杰教授将中美两国对待疫情防控的不同态度进行比较，认为疫情彰显了不同国家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即强调个体自由权利最大化的制度与强调集体发展权利和个体自由权利有机平衡的制度之间的竞争。他认为，中国在疫情防控中最大的制度优势则在于人民的自觉性。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颜昌武教授以特朗普为什么要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为引子，引出了“例外状态”的概念，并追溯了融自由与力量于一体的行政国家的历史渊源，指出行政国家诞生于国家危机和非常状态之时。他认为，在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也即“例外状态”常态化下，人们面临自由与力量的两难选择，要致力于思考如何在享受健康保护的同时享受隐私保护，如何在彰显国家力量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
还有学者就疫情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具体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对疫情下的城市化模式进行了反思。 他指出，我国目前主流城市化模式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农民自发的城市化两轨并行。这种模式有三个反常规表现：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和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差距极大，2.6亿农民工成为候鸟，农业份额下降。今后城市化模式改革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以都市圈作为整个城市化的指导和在都市圈内实现城乡融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锁利铭教授则以泛珠三角区为例，指出 我国区域卫生防疫合作存在区域不均衡、水平不充分、缺乏有效保障机制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加强卫生防疫区域合作的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实现治理边界区域全覆盖；以经济连接为基础，实现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等区域功能整合和转型升级；形成大范围区域数据共享网络+小范围核心应急处置网络的多层嵌套结构；加强对府际网络的关联与耦合的研究。
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人活动的场所。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我们需回望历史，总结教训，直视当下，具体分析，展望未来，筹划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