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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 | 在思想史探索中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

编辑: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2-06-25

6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智能时代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跨学科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重返经典”工作坊,与会学者就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政治理论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小到街道清扫、大到太空探险,无不可以发现公共行政的踪影。它是我们探讨美好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行政国家》中文译者、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颜昌武谈到,德怀特·沃尔多被公认为是公共行政领域永恒的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他从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角度展开对公共行政运动的研究,力图回顾和分析行政学著作中的理论元素。沃尔多的《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以下简称《行政国家》)首次出版之后,用某一指标去测量真实世界的局限性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显,他的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次重要超越与重大变革,昭示着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的立场、方法与进路,其核心理念就是:公共行政学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理论,公共行政的发展是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篇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教授谈到,沃尔多对美国公共行政的正统观念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设置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沃尔多认为这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并且设定了公共行政学规范研究的新路径,在公共管理学科史中占据重要位置。


沃尔多行政国家理论当代价值

如何把沃尔多的《行政国家》置身于当代行政发展历史的讨论中,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行政国家?颜昌武谈到,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首先,它是一种“政府国家”,相对于市场与社会,国家的力量显著增强,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次,它是一种“执行国家”,相对于立法和司法而言,行政的力量空前扩大,行政分支凸显为最显著的国家力量;最后,它是一种“官僚国家”,在行政体系内部,相对于政务官而言,文官体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以上三个维度相互关联、依次递进。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认为,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物质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变化。沃尔多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公共行政学整个学说的血脉史,《行政国家》可以让我们理解美国的过去、现在、明天,他们政治发展、行政发展历程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基本的行政发展问题。当代,公共行政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论,更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非常丰富的学科研究体系。

李文钊认为,我们通过概念、工具和计算逻辑,不断认识这个世界,去思考和建构这个世界,最后还是要回到人本身,探讨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各种关系中,行政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怎么样通过行政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身立命,都能够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的启示

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重构国家治理已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必须提出整体性解决方案的根本性大问题。李文钊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沃尔多行政世界里讨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从他的理论中是否可以得到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的一些启示,在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中,中国的公共行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解决中国问题。聚焦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应该有一种理论自觉、历史自觉、意识自觉。公共管理作为一个学科能不能有永恒的主题和一些大问题。当下中国的基层治理、应急治理等是否可以作为时代的大问题;集体行动得以可能、政府和市场商业的关系、科学和价值的关系等是否可以作为永恒的主题,这些话题都需要置于中国情景之下,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去探讨,用于指导中国正在建设的实践。

颜昌武谈到,中国行政学一直在强调学科的独特性。第一,它是中国特色的。第二,它是社会主义的。美国的行政学或者说行政学的美国化,致力于在美国化的基础上追求普遍化,并且在不断地回应时代直接的公共需求,关注美国的问题。那么,基于中国场景的公共行政学,需要我们在学科建制上更好谋划。如何把它中国化?首先,不能以一种情感的诉求或者以一种美好的愿望来消解我们对于普遍性的学理分析,我们在公共行政学探讨的过程当中,总有一些社会科学建构的一般逻辑需要遵循。其次,中国公共管理学得以发展,跟中国大国治理的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如何从中国公共治理实践的沃土中,抽象出概念、命题、理论,然后把它普遍化,是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于文轩认为,对于中国公共学界的研究来说,想要赶超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给予的养分。现在中国公共管理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进步,跟中国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齐头并进,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公共行政学中国化的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跨文化的问题,沃尔多的理论在谈到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时,会有一些共通的方面,我们也应该注重自身文化特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脉,在多样化文化吸收中,打造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正如沃尔多在其书中谈到的,如果审慎考虑摒弃政治—行政二分法,如果要满足现代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需求,那么,行政思想就必须与人类知识王国中每一个主要领域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公共行政不只是一种理论和学说,还是社会中的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对公共行政学是不是科学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对一个学科领域的关注,不如说是对生活世界、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网 | 在思想史探索中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

6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智能时代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创新研究跨学科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重返经典”工作坊,与会学者就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作为政治理论的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小到街道清扫、大到太空探险,无不可以发现公共行政的踪影。它是我们探讨美好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行政国家》中文译者、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颜昌武谈到,德怀特·沃尔多被公认为是公共行政领域永恒的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他从政治理论和思想史角度展开对公共行政运动的研究,力图回顾和分析行政学著作中的理论元素。沃尔多的《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以下简称《行政国家》)首次出版之后,用某一指标去测量真实世界的局限性变得更加清晰和明显,他的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次重要超越与重大变革,昭示着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的立场、方法与进路,其核心理念就是:公共行政学不可避免地是政治理论,公共行政的发展是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篇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李文钊教授谈到,沃尔多对美国公共行政的正统观念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设置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沃尔多认为这严重阻碍了民主的发展,并且设定了公共行政学规范研究的新路径,在公共管理学科史中占据重要位置。


沃尔多行政国家理论当代价值

如何把沃尔多的《行政国家》置身于当代行政发展历史的讨论中,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行政国家?颜昌武谈到,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首先,它是一种“政府国家”,相对于市场与社会,国家的力量显著增强,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其次,它是一种“执行国家”,相对于立法和司法而言,行政的力量空前扩大,行政分支凸显为最显著的国家力量;最后,它是一种“官僚国家”,在行政体系内部,相对于政务官而言,文官体系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一定程度上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以上三个维度相互关联、依次递进。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认为,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物质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变化。沃尔多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公共行政学整个学说的血脉史,《行政国家》可以让我们理解美国的过去、现在、明天,他们政治发展、行政发展历程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基本的行政发展问题。当代,公共行政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论,更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非常丰富的学科研究体系。

李文钊认为,我们通过概念、工具和计算逻辑,不断认识这个世界,去思考和建构这个世界,最后还是要回到人本身,探讨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各种关系中,行政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怎么样通过行政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身立命,都能够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的启示

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如何适应社会、经济变迁重构国家治理已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必须提出整体性解决方案的根本性大问题。李文钊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沃尔多行政世界里讨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议题。从他的理论中是否可以得到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构的一些启示,在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中,中国的公共行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最重要的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解决中国问题。聚焦建构中国自主的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应该有一种理论自觉、历史自觉、意识自觉。公共管理作为一个学科能不能有永恒的主题和一些大问题。当下中国的基层治理、应急治理等是否可以作为时代的大问题;集体行动得以可能、政府和市场商业的关系、科学和价值的关系等是否可以作为永恒的主题,这些话题都需要置于中国情景之下,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去探讨,用于指导中国正在建设的实践。

颜昌武谈到,中国行政学一直在强调学科的独特性。第一,它是中国特色的。第二,它是社会主义的。美国的行政学或者说行政学的美国化,致力于在美国化的基础上追求普遍化,并且在不断地回应时代直接的公共需求,关注美国的问题。那么,基于中国场景的公共行政学,需要我们在学科建制上更好谋划。如何把它中国化?首先,不能以一种情感的诉求或者以一种美好的愿望来消解我们对于普遍性的学理分析,我们在公共行政学探讨的过程当中,总有一些社会科学建构的一般逻辑需要遵循。其次,中国公共管理学得以发展,跟中国大国治理的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密切相关,如何从中国公共治理实践的沃土中,抽象出概念、命题、理论,然后把它普遍化,是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于文轩认为,对于中国公共学界的研究来说,想要赶超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给予的养分。现在中国公共管理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进步,跟中国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齐头并进,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公共行政学中国化的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跨文化的问题,沃尔多的理论在谈到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时,会有一些共通的方面,我们也应该注重自身文化特质,寻找中国文化的根脉,在多样化文化吸收中,打造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正如沃尔多在其书中谈到的,如果审慎考虑摒弃政治—行政二分法,如果要满足现代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需求,那么,行政思想就必须与人类知识王国中每一个主要领域都建立起一种工作关系。公共行政不只是一种理论和学说,还是社会中的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人类实际上不断地更新着各种社会制度安排,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对公共行政学是不是科学的关注,与其说是出于对一个学科领域的关注,不如说是对生活世界、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