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工作坊(第一期)研讨会圆满落幕
编辑:阅读量: 发布时间:2019-06-03
2019年5月2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工作坊”研讨会在求是楼439会议室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研究员曹胜先后主持会议。期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8位学者围绕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进行了专题研讨,并发表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热烈讨论,相互激发,整个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教授、《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主编罗梁波就“公共管理的技术场景:从管理工程到社会工程管理的叙事”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在国家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应当从系统工程的视角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基于此,我们的研究应当综合考量时空因素,思考如何将过去、显示和未来治理连接起来,如何更好的拓展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思路,实现经验事实和概念提炼、中层机制和基本命题、宏大叙事和理论体系的对应,追求技术、形式和价值的统一。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颜昌武探讨了“党政体制下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特色与路向”。颜教授企图从机构改革的角度分析国家建构,他指出,行政国家的核心是行动中的政府,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框架性概念,行动中的政府不能抛离党的能动作用。相对于整个社会范围而言,国家是占据主动性地位的力量,现代行政权力是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品格的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生长直接体现为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自建国以来,党一直在建立双重层级的现代官僚体系,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官僚体系的全面理性化。中国行政国家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性质、人民需求和社会发展阶段。作为行动中的能动主体,中国共产党既超越了传统政党组织的逻辑,也超越了传统政府组织的职能,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具有制度优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讨论了“城市商品房社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困境”,试图从学理上分析社区党建的原因。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位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发展空间,社区建设推动了党支部走进社区,但是随着社区中越来越多商品房的出现,党建再部分社区众出现了缺位。在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的社区管理后,吴教授指出,在二次创制的商品房社会,需要促进党权和社会权力的双向互动,未来的社区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进行资源分配,这样能够有效改善社区秩序,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提高居民的居住体验。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进行了题为“大问题,小切口,以透明度研究为例”的发言。他对公共行政进行了溯源,认为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自身定位,以政治与行政二分作为制度起点,以工具理性和效率作为价值起点。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将“大问题”和“小切口”两手抓,一方面,聚焦行政机关及其官僚,思考其应该如何更好的进行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以实现效率和民主的平衡,以及国家治理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以具体的行政制度为切入点,探讨行政行为对大问题的体现、贡献和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韩志明以“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及其多重逻辑——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为题进行了演讲。在当代中国,维稳政治与闹大现象并行发展,大国治理中常常出现“一闹就灵”的现象,其中信息扩大再生产也体现为一种“闹大”现象,通过对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梳理,他对信息再生产的源头、参与者、内容、方法和过程等结构和要素进行了总结,并认为这种信息再生产遵循了痛苦表达、共同生产、提炼升华和权力杠杆的解释逻辑,会极大的影响政府围绕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和决策。韩教授指出,信息化的过程是社会治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共治理的过程越来越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控,闹大信息再生产作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特殊策略,我们应当探究良好的信息生产和处理机制,以提高治理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讨论了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成因与对策。他认为中国治理可分为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其中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对社会干预的行政末梢,也是回应社会需求的前端。面对治理能力有限、治理技术复杂的现状,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的理解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任务、治理机制、治理文化和治理绩效,并由此对治理模式进行分类。基层政府既是基层治理体系的设计者,又是行动者,需要实现从管制到共治、从行动者到掌舵者的转型。对于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立结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关注结构和制度层面、社会和需求层面、互动和机制层面,与激励和能力层面的问题,并结合相应的案例,对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分析。
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工作坊(第一期)研讨会圆满落幕
2019年5月28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工作坊”研讨会在求是楼439会议室顺利召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研究员曹胜先后主持会议。期间,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的8位学者围绕中国治理的实践与理论进行了专题研讨,并发表了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热烈讨论,相互激发,整个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教授、《甘肃行政学院学报》主编罗梁波就“公共管理的技术场景:从管理工程到社会工程管理的叙事”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在国家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应当从系统工程的视角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基于此,我们的研究应当综合考量时空因素,思考如何将过去、显示和未来治理连接起来,如何更好的拓展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思路,实现经验事实和概念提炼、中层机制和基本命题、宏大叙事和理论体系的对应,追求技术、形式和价值的统一。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颜昌武探讨了“党政体制下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特色与路向”。颜教授企图从机构改革的角度分析国家建构,他指出,行政国家的核心是行动中的政府,党政体制是理解中国行政国家建设的框架性概念,行动中的政府不能抛离党的能动作用。相对于整个社会范围而言,国家是占据主动性地位的力量,现代行政权力是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品格的国家权力,受到法律的制约,公共权力的理性化生长直接体现为党自身建设的制度化。自建国以来,党一直在建立双重层级的现代官僚体系,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官僚体系的全面理性化。中国行政国家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性质、人民需求和社会发展阶段。作为行动中的能动主体,中国共产党既超越了传统政党组织的逻辑,也超越了传统政府组织的职能,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具有制度优势。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林讨论了“城市商品房社区的空间生产与治理困境”,试图从学理上分析社区党建的原因。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位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发展空间,社区建设推动了党支部走进社区,但是随着社区中越来越多商品房的出现,党建再部分社区众出现了缺位。在对比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的社区管理后,吴教授指出,在二次创制的商品房社会,需要促进党权和社会权力的双向互动,未来的社区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进行资源分配,这样能够有效改善社区秩序,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提高居民的居住体验。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于文轩进行了题为“大问题,小切口,以透明度研究为例”的发言。他对公共行政进行了溯源,认为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自身定位,以政治与行政二分作为制度起点,以工具理性和效率作为价值起点。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当将“大问题”和“小切口”两手抓,一方面,聚焦行政机关及其官僚,思考其应该如何更好的进行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以实现效率和民主的平衡,以及国家治理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以具体的行政制度为切入点,探讨行政行为对大问题的体现、贡献和挑战。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韩志明以“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及其多重逻辑——以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为题进行了演讲。在当代中国,维稳政治与闹大现象并行发展,大国治理中常常出现“一闹就灵”的现象,其中信息扩大再生产也体现为一种“闹大”现象,通过对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梳理,他对信息再生产的源头、参与者、内容、方法和过程等结构和要素进行了总结,并认为这种信息再生产遵循了痛苦表达、共同生产、提炼升华和权力杠杆的解释逻辑,会极大的影响政府围绕信息所采取的行动和决策。韩教授指出,信息化的过程是社会治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公共治理的过程越来越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控,闹大信息再生产作为群众解决问题的特殊策略,我们应当探究良好的信息生产和处理机制,以提高治理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文钊讨论了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成因与对策。他认为中国治理可分为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其中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对社会干预的行政末梢,也是回应社会需求的前端。面对治理能力有限、治理技术复杂的现状,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便更好的理解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任务、治理机制、治理文化和治理绩效,并由此对治理模式进行分类。基层政府既是基层治理体系的设计者,又是行动者,需要实现从管制到共治、从行动者到掌舵者的转型。对于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立结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关注结构和制度层面、社会和需求层面、互动和机制层面,与激励和能力层面的问题,并结合相应的案例,对问题和解决方案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