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论坛（第六期）丨张杰：进入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驱动的北京经济
编辑：阅读量： 发布时间：2021-03-06
2021年2月4日，北京经济论坛（2020年第四季度）总第6期成功举办。在主旨报告发布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张杰以“进入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驱动的北京经济2020年第四季度”为主题展开汇报。
他表示，2020年北京各级政府主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第三季度经历了V型反弹的重要发展过程后，2020年第四季度表现出比较强劲的恢复态势，预计在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北京将全面进入正常发展轨道。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是负6.6%的增长，第一至二季度是负3.2%的增长，第一至三季度是0.1%的正增长， V型反弹趋势非常显著，2020全年是1.1%的正增长。从这个反弹来看，跟全国的V型反弹趋势基本类似。不同的是，全国反弹趋势到了第四季度达到2019年平均增长水平，北京跟以往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北京的V形反弹跟全国相比，力量不足。
在北京应对多轮新冠疫情冲击、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纵深阶段和实施新旧产业动能关键转换期这三重因素叠加综合效应作用之下，特别在经历深入调整、重新定位首都战略功能和北京经济发展任务之间协同关系的磨合期，北京经济发展中既有的经济结构及其固有的深层次产业结构问题被充分地暴露出来。这就导致既有的产业结构难以支撑体量如此庞大的超大城市经济体系，造成北京当前正在实施的减量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主导的北京特色高质量发展当中，暴露出一系列的机制体制性障碍。我们既要看到北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一些好成绩，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当前北京V型反弹态势和全国相比力量不足的现象。
那么这些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在哪些因素呢？第一，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成为促进北京经济V型反弹的核心支撑力量，但是由于当前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短期内难以形成关键的支撑作用，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第二，北京的核心支柱产业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也出现了恢复能力相对不足的现象，第三产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加剧了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不稳定性。第三，消费的恢复能力减弱，背后可能隐含着深层次的需求能力不足问题，已成为导致北京经济在2020年并未恢复到2019年的正常水平发展轨道的最主要原因。第四，北京存在高质量投资动力相对不足的现象，当前的投资增速，特别是投资结构，对北京今后经济恢复能力和高质量增长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如何激发高质量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已经成为北京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第五，北京市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疫情冲击下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但是北京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未对北京的消费能力提升形成足够的支撑力，消费外溢现象比较突出。第六，北京消费价格指数从高位进入低位运行，北京的生产价格指数呈现持续负向增长态势，说明北京多数生产企业部门均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态势，短期内供给侧的恢复能力也面临压力。第七，北京大中型重点企业部门创新研发投入逆势增长态势比较稳固，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内资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呈现相对弱化的态势，工业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呈现相对弱化的态势。第八，北京财政收入和支出压力都很大，财政收支压力从2018年开始呈现，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逐步凸显。第九，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出口动力不足和高端产品进口强劲的内在矛盾，这会极大地制约北京“两区”和“双中心”建设任务的推进和建设。
综合以上分析，他认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和改革的突破口，必须同时聚焦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短期内以供给推动需求恢复，中长期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塑造高端需求结构形成，以中长期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短期内供给侧和需求侧增长动力基础的核心发展策略来系统性推进。
第一，明确作为中央政务区的首都功能和作为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承载区的各自边界和功能定位，彻底扭转以往北京发展格局中首都功能区和经济承载区过于集中和混合扎堆的发展困局，进而真正解决导致北京中心城区，因为过于发达和拥挤所导致的“大城市病”，而周边地区经济欠发达所导致“大农村化”的北京特色的“中心-外围”发展失衡现象，在破除北京特色的“大城市”和“大城郊”并存的发展怪圈方面树立北京发展样本。
第二，能否打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于北京今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破解当前制约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所面临的核心机制体制性障碍，找准真正的改革突破口。按照一般的发展逻辑，要逐步建设和发展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须先建设成为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和全国消费中心城市，只有在区域和全国成为中高端消费中心、中高端消费产品、奢侈品品牌创造中心以及批发物流中心，才能具备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由这个基本逻辑来判断，中国当前最具备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条件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
第三，彻底扭转北京在招商引资高精尖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综合劣势，激活北京在培育、发展和壮大高精尖制造业体系的民间投资动力不足的困局，必须采取符合北京特色的全新招商引资模式和新型产业政策。北京在招商引资高精尖产业体系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具体策略方面，要尽快实施以智能制造和特别是以共享共有的CIDM模式为主要形式的高精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投资，要全面重视和依靠CIDM模式的全新招商引资模式。
第四，以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融合体系的新发展思维、以打造世界级的数字经济集群策略以及“硬科技”和“软科技”相结合模式，作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基本发展策略。不能陷入一味依赖发展数字经济“软科技”方面的产业体系，而完全忽略了“硬科技”产业体系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为数字经济提供有效的运行、传输、存储、开发等载体平台和关键设备，就不可能维持数字经济的正常运行，全球领先优势以及国家数字经济安全。因此，北京在布局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发展战略中，既要重点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软科技”方面的标杆企业和全球领先企业，更要培育和夯实数字经济“硬科技”方面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和全球创新研发前沿领先企业。
第五，北京这几年在整个营商环境，包括放管服结合、接诉即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不能轻易陷入北京当前拥有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认识陷阱之中，不可高估北京营商环境的综合优势，要正确认识到北京当前营商环境中存在的突出局限性和单一性问题。必须从顶层设计角度来推进这些地区培育与高端制造业相匹配的营商环境，降低发展高端制造业体系的综合成本。
第六，要将北京户籍制度的突破性改革，作为当前发展北京高精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北京的中高端人才集聚优势，守好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根本性、基础性、决定性条件。北京户籍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没有突破口，这是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提出按照分类管理原则、差异性权责原则，从顶层设计角度推动整个北京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北京户籍目前这种制度僵化的体制。
北京经济论坛（第六期）丨张杰：进入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驱动的北京经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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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4日，北京经济论坛（2020年第四季度）总第6期成功举办。在主旨报告发布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张杰以“进入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驱动的北京经济2020年第四季度”为主题展开汇报。
他表示，2020年北京各级政府主动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第三季度经历了V型反弹的重要发展过程后，2020年第四季度表现出比较强劲的恢复态势，预计在2021年“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北京将全面进入正常发展轨道。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是负6.6%的增长，第一至二季度是负3.2%的增长，第一至三季度是0.1%的正增长， V型反弹趋势非常显著，2020全年是1.1%的正增长。从这个反弹来看，跟全国的V型反弹趋势基本类似。不同的是，全国反弹趋势到了第四季度达到2019年平均增长水平，北京跟以往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北京的V形反弹跟全国相比，力量不足。
在北京应对多轮新冠疫情冲击、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纵深阶段和实施新旧产业动能关键转换期这三重因素叠加综合效应作用之下，特别在经历深入调整、重新定位首都战略功能和北京经济发展任务之间协同关系的磨合期，北京经济发展中既有的经济结构及其固有的深层次产业结构问题被充分地暴露出来。这就导致既有的产业结构难以支撑体量如此庞大的超大城市经济体系，造成北京当前正在实施的减量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主导的北京特色高质量发展当中，暴露出一系列的机制体制性障碍。我们既要看到北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一些好成绩，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当前北京V型反弹态势和全国相比力量不足的现象。
那么这些突出的机制体制障碍在哪些因素呢？第一，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成为促进北京经济V型反弹的核心支撑力量，但是由于当前工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对较小，短期内难以形成关键的支撑作用，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第二，北京的核心支柱产业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也出现了恢复能力相对不足的现象，第三产业部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加剧了高质量发展能力的不稳定性。第三，消费的恢复能力减弱，背后可能隐含着深层次的需求能力不足问题，已成为导致北京经济在2020年并未恢复到2019年的正常水平发展轨道的最主要原因。第四，北京存在高质量投资动力相对不足的现象，当前的投资增速，特别是投资结构，对北京今后经济恢复能力和高质量增长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如何激发高质量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已经成为北京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第五，北京市2020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疫情冲击下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但是北京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未对北京的消费能力提升形成足够的支撑力，消费外溢现象比较突出。第六，北京消费价格指数从高位进入低位运行，北京的生产价格指数呈现持续负向增长态势，说明北京多数生产企业部门均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基本态势，短期内供给侧的恢复能力也面临压力。第七，北京大中型重点企业部门创新研发投入逆势增长态势比较稳固，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内资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呈现相对弱化的态势，工业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呈现相对弱化的态势。第八，北京财政收入和支出压力都很大，财政收支压力从2018年开始呈现，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逐步凸显。第九，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出口动力不足和高端产品进口强劲的内在矛盾，这会极大地制约北京“两区”和“双中心”建设任务的推进和建设。
综合以上分析，他认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和改革的突破口，必须同时聚焦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短期内以供给推动需求恢复，中长期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塑造高端需求结构形成，以中长期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夯实短期内供给侧和需求侧增长动力基础的核心发展策略来系统性推进。
第一，明确作为中央政务区的首都功能和作为推进北京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承载区的各自边界和功能定位，彻底扭转以往北京发展格局中首都功能区和经济承载区过于集中和混合扎堆的发展困局，进而真正解决导致北京中心城区，因为过于发达和拥挤所导致的“大城市病”，而周边地区经济欠发达所导致“大农村化”的北京特色的“中心-外围”发展失衡现象，在破除北京特色的“大城市”和“大城郊”并存的发展怪圈方面树立北京发展样本。
第二，能否打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于北京今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破解当前制约北京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所面临的核心机制体制性障碍，找准真正的改革突破口。按照一般的发展逻辑，要逐步建设和发展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必须先建设成为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和全国消费中心城市，只有在区域和全国成为中高端消费中心、中高端消费产品、奢侈品品牌创造中心以及批发物流中心，才能具备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由这个基本逻辑来判断，中国当前最具备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条件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
第三，彻底扭转北京在招商引资高精尖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综合劣势，激活北京在培育、发展和壮大高精尖制造业体系的民间投资动力不足的困局，必须采取符合北京特色的全新招商引资模式和新型产业政策。北京在招商引资高精尖产业体系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具体策略方面，要尽快实施以智能制造和特别是以共享共有的CIDM模式为主要形式的高精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投资，要全面重视和依靠CIDM模式的全新招商引资模式。
第四，以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融合体系的新发展思维、以打造世界级的数字经济集群策略以及“硬科技”和“软科技”相结合模式，作为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基本发展策略。不能陷入一味依赖发展数字经济“软科技”方面的产业体系，而完全忽略了“硬科技”产业体系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为数字经济提供有效的运行、传输、存储、开发等载体平台和关键设备，就不可能维持数字经济的正常运行，全球领先优势以及国家数字经济安全。因此，北京在布局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发展战略中，既要重点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软科技”方面的标杆企业和全球领先企业，更要培育和夯实数字经济“硬科技”方面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和全球创新研发前沿领先企业。
第五，北京这几年在整个营商环境，包括放管服结合、接诉即办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不能轻易陷入北京当前拥有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认识陷阱之中，不可高估北京营商环境的综合优势，要正确认识到北京当前营商环境中存在的突出局限性和单一性问题。必须从顶层设计角度来推进这些地区培育与高端制造业相匹配的营商环境，降低发展高端制造业体系的综合成本。
第六，要将北京户籍制度的突破性改革，作为当前发展北京高精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北京的中高端人才集聚优势，守好北京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根本性、基础性、决定性条件。北京户籍制度不改革，整个改革就没有突破口，这是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提出按照分类管理原则、差异性权责原则，从顶层设计角度推动整个北京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北京户籍目前这种制度僵化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