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论坛（总第12期）｜刘凯：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 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北京经济论坛（总第12期）

主报告

2024年4月2日，北京经济论坛总第12期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凯发布了主报告，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北京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势及良好基础、主要挑战和不足以及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主要涉及五个方面。首先，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不是仅仅依靠要素积累的传统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符合现代经济增长规律的先进生产力。其次，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依靠产学研一体化，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及培育未来产业来发力。第三，新质生产力理论与新发展理念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强调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还高度强调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的关系。最后，新质生产力理论高度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通过变革、调整生产关系以及体制机制建设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北京在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具备优势及良好基础。首先，北京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水平较高，在全国乃至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基础。北京拥有众多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科研院所，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成效显著，吸引了众多科技创新人才、企业和机构，同时在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其次，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政治和政策方面相比于其他城市都具有明显优势。在政治层面，首都的定位是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在政策支持上，北京与中央以及各部委联系紧密、交流密切。此外，北京在基础设施方面优势明显，这为北京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硬件保障。无论是传统基础设施，还是“新基建”，北京均处于国内甚至全球领先地位。最后，京津冀“首都经济圈”的深入发展，使得北京在新质生产力创新链、产业链上具有显著优势，北京能够借助京津冀一体化与河北、天津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在更广空间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周年，未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将拥有更多空间。

第三，北京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虽然有明显优势，但也面临挑战和不足。首先，实事求是地讲，北京减量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战略定位，对其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和现实挑战。例如，严格的人口管控政策会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影响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此外，经济中心是否为“非首都功能”亟需澄清和进一步界定。可以想象的是，一个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大有作为、具有创新能力以及创新链、产业链潜力的大都市必然是经济中心。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非是美国的科技中心，如果北京的定位类似于华盛顿特区的定位，那么北京也不会是创新中心和先进生产力的领头羊。如果北京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大有作为，那么北京至少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一。第二，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活力不足，叠加严格的人口管控政策，将严重制约北京的创新活力以及整体经济活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极其不利。从历史和国际情况来看，科技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大都是由具有创新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年轻人来推动的。第三，要特别注意某些方面的“先发劣势”，也可能成为制约北京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例如，尽管北京在基础设施方面具有存量优势，但在新增基础设施方面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逐渐落后。此外，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十分成熟，但高房价制约了对全国以及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最后，虽然首都地位给北京带来了政治和政策优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北京的政策制定以求稳为主，这可能会削弱北京进行深层次改革和大胆创新的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市场主体需要有创新精神，同时政府也要在制度供给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展现创新精神。

第四，北京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时也需要关注潜在风险点，主要包括三点。首先，政策支持力度过度可能导致高科技投资泡沫化的风险。对于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市场投资和投机容易产生超调和泡沫，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其次，要注意相关政策的机制设计不到位，导致扭曲激励、不能很好实现政策目标的风险。中国早期的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中都曾出现“骗补”现象。目前学界关于如何补贴和支持研发与科技创新尚无广泛共识，因此政策设计更需谨慎，避免财政资金浪费。最后，要注意新质生产力可能造成“创造性毁灭”，对特定行业和人群造成极大冲击，甚至威胁到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历史上，影响巨大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均对相关从业人员和经济结构造成极大冲击。虽然对于北京而言，这些负面影响较少体现在本地，更多的是体现在产业层级更低的其他地区，但作为政治高地，北京需积极应对，为全国提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北京经验。

第五，基于上述分析，以下是推动北京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厘清首都功能的定位，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使北京保持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应当明确为“首都功能”，这对于市场上的投资者和企业可能都是“定心丸”。第二，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研讨，搞对激励，避免财政资金浪费、政策目标不能实现、相关投资泡沫化等问题和风险。第三，巩固北京已有优势，通过战略科学家、战略企业家互动，以及依托京津冀“首都经济圈”，促进创新链、产业链的双向融合。第四，依据新质生产力理论，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对不同行业分类支持。第五，重塑北京的人口活力和城市竞争力，在人口活力、对优秀人才和企业的吸引力以及鼓励科技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建设等方面，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活力和体制机制。第六，要理顺“风险观”：一方面，对创新失败要有容忍度，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政策考核体系不宜过细、过于短期和过于实用主义，要在科学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努力营造宽松的、创新友好型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使得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风险处理机制。第七，简化政策体系，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下将政策精简化，避免政策体系杂乱无章，从而影响政策落地和实施效果。第八，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带来的“创造性毁灭”问题，尤其是相关行业的失业问题，北京应提前谋划、科学应对，展示政府的责任担当，并为全国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提供北京经验。

（本文根据刘凯教授2024年4月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经济论坛（总第11期）”上的发言内容整理，已经本人审核）